为何有那么多的案件久押不决?

蓟门书院召开一个关于“久押不决”的怪圈与治理研讨会,徐昕教授嘱我发言,我想结合自己的兼职律师实践,谈一下久押不决案件的形成原因,希望能够给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研究思路。

研究“久押不决”案件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叫“久”?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工作规定(试行)》第二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羁押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的,为超期羁押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超过五年,案件仍然处于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阶段的,为久押不决案件。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到,“常态化清理久押不决案件,对侦查、审判环节羁押5年以上未结案的367人逐案核查,已依法纠正189人”。言下之意,就是还有近半数久押不决案件还没有纠正,更不要谈更为广泛的超期羁押案件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久押不决指的可不是羁押超过五年而是羁押超过三年。比如,当年中央政法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4月30日全国羁押3年以上的久押不决案件共计1845件4459人,已清理纠正1766件4299人,分别占总数的95.7%和96.4%。并且在当时,对32件42人长期羁押的久押不决案件坚决依法作出无罪处理。其中,检察机关对久押不决案件8件10人作出不起诉处理,人民法院对久押不决案件24件32人作出了无罪判决。为什么两年后,这个标准从三年改为五年了。期限拉长,久押不决案件的总数貌似下降了,貌似也不敢直接对久押不决案件做出无罪处理了。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似乎还更严重了。

截至2013年4月30日全国羁押3年以上的久押不决案件

久押不决案件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的未决羁押制度,尤其是以取保为例外,以羁押为常态的做法。我曾在台湾地区做过为期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整个台湾刑事诉讼,羁押的决定权,根本不在于警察机关,甚至都不在检察机关,而是被法院收入囊中。由中立的裁判者决定羁押还是交保,控辩双方都可以在羁押候审庭上对抗,只要没有毁证、串证和逃亡之虞,皆可以交保,羁押率确实不高。而我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构造属于“流水作业式”,公检法三机关共同配合追诉犯罪,缺乏一个中立的、权威的司法机构对于强制措施进行司法审查,因此它不是诉讼构造,而是行政化处理程序,强制措施异化为刑罚的提前执行。公安机关给出的理由往往是,为了侦查的需要,必须通过一定周期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手段,才能使案件的取证获得突破。刑拘变成了公安机关最为常规的操作,只有少数案情轻微,可能不用判处实刑的犯罪嫌疑人,并且有本地住所的,才有可能获得取保。有统计表明,刑事案件的羁押率,大约为80%。虽然检察机关有批捕环节,也增设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但对于公安机关已经采取刑拘等强制措施的,鲜有主动要求变更的。除非案情发生了重大变化、犯罪嫌疑人身患重病。由于逮捕的门槛并不高,审查也并不严,一旦逮捕,再判无罪,会导致国家赔偿,办案人员责任的追究,因此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依然会延续公安机关最初采取的羁押状态。这就造成了后续的高起诉率和高定罪率,三者之间呈现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久押不决的第二个原因,表面上是案情复杂,取证难度大,疑难案件而不能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实际上还是办案能力有限,于是用各种方法规避法定期限,延长期限、退回补充侦查、发回重审、向上级请示、报请上级法院延期。一些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公、检、法机关多次反复循环,仍难作出最终判决,导致案件久押不决。比如江西抚州的付东圣案,案发2013年5月16日,也是其被羁押的时间。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二审,最后开庭的时候,已经是2018年5月29日了,也就是说,五年多以后,还没有生效的判决。该案一审判死缓,二审发回后,由原审委会成员之一任审判长,依然维持,到二审也只是改判无期徒刑,而从证据上看,该案有可能是无罪的。终审判决下来时,羁押时间远远超过五年,而因为是无期徒刑,这五年多时间还不能抵扣刑期,对被告人而言极其不公平!目前该案的申诉也遇到阻力,即江西省高院作为第一个申诉受理机关,竟拒绝收申诉材料,直接堵死了付东圣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的救济途径!所以,江西出现张玉环案这种二十七年才平反的冤案,并不意外。

江西出现张玉环案这种二十七年才平反的冤案,并不意外

江西出现张玉环案这种二十七年才平反的冤案,并不意外

久押不决的第三个原因,是根本没有对此的程序性制裁措施。想要延长多久,想要羁押多久,根本就没有硬性的规定,制度设计充满弹性,为久押不决提供了宽松的土壤。在这方面,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也难辞其咎。因为所有的刑事案件,最终的延长期限,权力都在最高人民法院。延长审限的审批,是自下而上,层层上报的,最终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能决定延期。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控制审限,但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却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批,使得审限控制成了一句空话。株洲的姜某光涉黑案,刑拘时间是2012年7月16日,被告人长期羁押,一审判决时间是2016年3月17日。其实该案2013年7月12日就提起了公诉?为什么中间审理期限这么长?因为在审理过程中,检察院两次提出补充侦查,法院两次决定延期审理,加上中院又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导致一审特别漫长。二审是在2016年7月 25日开庭的,开完庭,其实审限快到了,株洲中院再次延期3个月至2016年10月 29日。到期后,经湖南省高院批准延期2个月至2016年12月 29日,到期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期3个月至2017年3月 29日,到期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期2个月至2017年5月 29日,到期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期3个月,到期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期……最后全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期,这个案件到什么时候才判呢?2018年1月17日。也就是五年半后才有二审判决,判决不构成涉黑。再拖上半个月,赶上扫黑除恶运动,这结果还真不好说。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如此没有节操,对于下级法院申请延长审限的,都照单全批,而且根本没有次数限制呢?那不等于可以合法地无限期羁押吗?或者它本来就是毫无程序性制裁的审限制度的组成部分。

对于下级法院申请延长审限的,都照单全批,而且根本没有次数限制呢?

久押不决的第四个原因,实际上是涉重大敏感案件背后的稳控机制。很多当事人和律师都很奇怪,有的案件明明侦查已经终结,所有证据都已经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没有人身危险性,怎么就不能取保,非要长期的未决羁押呢?比如民营企业家姜玉东案,羁押于山西太原,二审发回重审,现在五年了,还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延期六次,法院每次都承诺是最后一次。在代理律师看来,这是典型的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案件,被告人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完全不存在任何社会危险性,没有理由一直久押不决啊。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涉及重大的利益,比如民营企业的控制权、资产,或者在舆论上处于让当地政府部门非常难堪的境地,于是在稳控观念下,与其取保让其获得喘息的空间,不如极限施压,让被告人早日认罪。否则,放出去上访怎么办?组织社会能量干扰办案怎么办?案件发展态势发生变化怎么办?在这类案件里,久押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向被告人及其家属施压的手段,到底是政法机关的“铁拳”硬,还是被告人的身子骨硬,可以熬到最后。所以徐昕代理的有一个案件,当事人就活活被关死了。那是在用生命争取司法公正啊。稳控是一种社会治理观念,是集体决策导致分散的责任,不存在哪位办案人员要为被告人的人生负责的问题。在稳控的面具下,任何的久押不决都具有了体制上的合理性。天津武清的唐某文案,一起当地根本没有管辖权的民事纠纷案件,经侦插手违规办案,检察院不纠正,导致嫌疑人至今被羁押一年半多,仍未见有开庭的迹象。尽管当地公检法都意识到这个案件重大的证据问题,这个案件像烫手山芋一样,但抓人容易放人难,没有哪个承办人有勇气纠正错误。因为放人就意味着抓错了,他们更难以承受汹涌的舆论。

久押不决,我不认为是哪个具体办案人员的错误造成的,也不是某个地方的办案机关故意想制造冤假错案。从一开始,其可能就是某些错误的判断引起的刑拘或者逮捕,而一旦被裹挟入刑事诉讼的大轮,其体制本身的刹车功能又失灵,导致很难纠错。关的越久,错的越久,错的越久,关得越久,陷入了一种死循环。没有第三方的力量,根本无法打破。本来审判机关名义上算第三方,但在以侦查笔录中心主义下,在侦查机关主导的流水作业下,审判机关也无法独善其身,根本没有勇气去独立作出裁判,甚至经常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沆瀣一气,维系政法机关的面子。要纠正久押不决,光靠中央的督导可不行,还是应该破除司法体制内部的利益链,这需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刑事诉讼上关于审限的规定,关于未决羁押,关于审批权,都要重新改造,没有制度上的重新破拆,久押不决的问题,永远都没有解决之日。

文章来源:天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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